新冠疫情下，一些国家暂停粮食出口，引发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加剧社会担忧的是近年农村普遍的耕地抛荒。耕地抛荒不仅有复种指数减少的季节性抛荒，比如以前种三季现在种两季，以前种两季现在只种一季，而且很多地区出现了常年抛荒。常年抛荒，耕地里长满杂草灌木，灌溉系统损毁，再复垦种粮就会比较困难。这个意义上，担忧中国粮食安全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时期，城市化不仅是人口的城市化而且是土地的城市化。城市一般只能建立在水陆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这些地带拥有最为肥沃适于耕种的土地。城市化只能平面推进，快速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城市会占用越来越多肥沃耕地。很多人担忧肥沃耕地被城市建设占用，不过，即使中国未来城市化占用的全部是耕地，中国完成城市化至多还需要3000万亩耕地，农民进城后数亿亩宅基地就可以腾退出来。城市化必然要占用周边耕地，很难想象在城市中心地带仍然保留农田（哪怕是良田），规划良好的城市具有聚集效应，聚集效应节约出来的资源可以开垦更多农田。

当前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是造成耕地抛荒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农民缺少种粮积极性？是因为粮价太低了，农业生产资源价格持续上涨，种粮不赚钱。为什么粮价太低？因为粮食市场饱和，国家粮库储粮太多，国家无力收储太多农民生产的粮食。中国土地集体所有，按户承包，绝大多数农户家庭留守老年父母缺少在城市就业机会，他们留在家里种田，不计劳动投入。种田不赚钱，赚个劳动力成本，解决温饱问题就可以。因为机械的普及，不愿进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愿意种田，仅种自家责任田不够，他们将进城农户承包地流转过来扩大耕种规模。虽然每亩赚钱不多，耕种面积大了还是可以有合理收入。这些人就是当前农村自发产生出来的“中农”。

“中农”需要土地连片且具有灌溉条件，适合机械化作业。在平原地区尤其是在北方小麦种植地区，土地连片和机械化作业都比较容易实现，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耕地抛荒。在南方平原水稻种植区，主要依靠老人农业，也不会抛荒。在丘陵地带，因为地权分散和地块分散，加之农业基础设施不配套，最容易出现抛荒。无论耕地是种植还是抛荒，都源于耕地能否带来收益。粮价上涨了，抛荒的耕地也会种起来，之前一年种一季也会变成种两季。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无论粮价多么高或低，留守农村老年人一定要种地，他们的机会成本为零，种地有农业收入，春种秋收构成了他们人生的节奏与意义；第二，当前农业生产已经高度机械化了，机械代替人力，不仅将农业生产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管理的艺术，而且机械具有远远超过人力的生产力。借助机械，一个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种200亩地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机械还具有巨大的扩大生产的能力。湖北应城一个60多岁农民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婿到武汉远郊农村开荒，当年开荒800多亩，当年丰收。因为是开荒的土地，相当肥沃，甚至没有使用化肥。这位应城农民用大马力拖拉机暴力开荒，短期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粮食。现在这个应城农民种3400多亩耕地，遗憾的是连年亏本，原因无他，就是粮价太低。他说如果粮价能提高0.2元，早就发财了。

社会关心粮食安全显然是担心挨饿。问题是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或增产能力是很强的。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可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众多，一旦有粮食安全风险，依靠大马力农机，可以在当季能生产粮食地区暴力增加粮食产量，迅速填补可能的粮食短缺。在理解粮食安全时，我们一定要同时理解当前农业已是石油农业时代，石油农业的生产能力是远远超过人力和畜力的。当然，如果中国石油出现危机，那就不只是粮食安全的问题了。

日本只有180万农户，中国目前仍然有2亿多农户，且几乎所有农户家庭都保留了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农民工年龄大了在城市失去就业获利机会，他们也都愿意回村种田养老。农村是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也是应对经济周期的稳定器。新冠疫情期间，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都返回家乡，他们具有很强的承受经济周期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农民退路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安全需要，农村对占中国一半人口的农民家庭都十分重要。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民问题，而不是粮食问题。不是粮食不重要，而是在目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面粮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