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数据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三中全会”都遭遇经济危机：邓小平在七十年代遭遇到由累计外债转化为财政赤字引发的危机，造成大量企业关停，千万人口待业；江泽民朱镕基遭遇金融风暴、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三大危机；而胡温也在世纪之初遭遇了全球金融海啸引发的系统性危机，似乎我们经济的周期和政治的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吻合的。

那么为什么危机会出现周期性呢？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应对危机的方式都是通过发行国债来拉动经济，但通过增发国债的方式刺激经济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一旦出现了通货膨胀，那么通过增发国债形成的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就会被耗尽，从而又跌入下一轮的衰退。

这种解决危机的方式，脱胎于世界各国在应对上世纪29-33大危机时的策略。如美国解决29-33大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就是通过增发国债将过剩的生产力转向内陆的经济建设；德国解决29-33大危机的方式，也是通过道路建设等内陆基础设施建设，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

我们解决危机的思路也是这样。朱镕基时期用五万亿投资进行了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振兴计划，温家宝时期用十五万亿投资刺激内需，抵御全球性的金融海啸。都是基于上述的通过增发国债的方式进行巨额的国家级投资，纾解过剩产能，减轻经济危机的压力。

无论是五万亿还是十五万亿，都不可能投给中小企业，因为这样的投资成本太高。这种国家战略层面的投资，有90%都投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获得了这笔巨额投资，就会挤压中小企业的市场空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退民进”，同时也加剧了不良资产和债务风险发生的危机。目前我们就面临着之前这两次输入性危机导致的困境。

“去工业化”趋势的加剧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说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国际上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唯有通过强权压制和诱发意识形态革命的方式，向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问题。

金融资本过剩，表现为金融资本通过原材料和农产品期货投资加剧价格波动的方式，向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转嫁危机。产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大量采用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吸收过剩产能，导致全球食物产量和食物热量的供给过剩，而生产者收益在食物支出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农民越来越难赚钱了。而商业资本过剩，表现为多重流通环节摊薄了利润，进一步激化了流通环节的恶性竞争。

这三大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农业的困境到底是因何而成了。

首先，农业并没有对自己所需生产要素的定价权，在统一市场中，农业所需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和工具的价格，都是由外部市场决定的，而本已利润被摊至极薄的传统农业，怎能支付的起这些被过剩的资本推高的价格？后果必然是土地、人口和资本的大量外流，农业的竞争力愈加丧失殆尽，人口老龄化加剧了行业凋敝，这一点是东亚各国农业现在面临的普遍困境。

其次，采用资本集中的方式发展农业，也就是借助产业资本大规模的、“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固然大大提高了产量，然而单一品类的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也就越大，表现为一方面是“倒奶”、“菜烂在地里”，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依然不能盈利，更何况是中小企业。

再次，以追求资本收益为唯一目标的农业生产模式，会漠视其所造成的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污染，更是会漠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农药化肥、饲料兽药的无节制适用，导致食品安全陷入危机，社会对食品质量的信任跌入低谷。

最后，农业“走出去”也不是救世良方，如果不是在充分了解研究农业资本投入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的前提下走出去，必然会面临重重受阻、投资失败的结局。

综上所述，要扭转宏观经济形势、三大资本过剩和错误的农业生产模式造成的农业困境，我们必须要转变观念，以生态化为理念，构建综合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可持续性目标，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农业”，将传统农业技术、自然农业技术和永续农业技术相结合，进入低资本、低能耗、低“技术”、低成本、方法简单，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化生态农业”和“城乡合作农业”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