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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农业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乡村头条

    2020-03-24 07: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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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当年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做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他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2016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地·粮·人

    高渊: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立国,经过几千年的变化,你认为农业在中国的地位有没有发生变化?

    陈锡文:

    有些事对中国来说,几乎是永恒的。古人说诸侯有三宝:“一曰地,二曰粮,三曰人。”至今为止,土地、粮食和农民这三件事,依然是永恒的课题。

    在周朝以前,就开始敬社稷。“社”在古代指的是土地神,社火就是祭拜土地神的。“稷”是古代对小米的称呼,所以“稷”敬的是谷神。“江山社稷”之说,表明了土地和粮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从帝王到老百姓,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东西:地和粮。而在地和粮之间,就是农民。

    当然,现在和过去大不一样,现在的工商业很发达,以前整个国家经济基本都来自农业。但不管怎么变,我们国家的农村工作,必须处理好地和粮的关系,要关注这方面的政策与农民的意愿是否吻合。

    高渊:“地、粮、人”这三者关系中,土地使用是否成了关键一环?

    陈锡文:

    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折合144亿多亩,其中耕地只有18亿亩多一点,所占比重就是13%多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适于农耕的土地确实很少。

    我看住建部的资料,2016年底中国城镇建成区总面积是11.8万平方公里。按国家原来的规划,要求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容纳1万人,近12万平方公里应该可以放进去12亿人。但现在才多少城镇人口,常住人口连8亿都没到。

    当然,农村用地也有毛病,不完全是宅基地,乡村建设用地有14万平方公里,这包括村里的道路、祠堂、经营性和公益性用地等,这是可以节约的。

    现在的问题是,按世界各国的基本规律,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村的建设用地就应该退回到自然状态,有的可以复垦变成耕地,更多的应该恢复为自然生态用地。但在中国有些人的观念不是这样,农民走了,他想去占。

    有人老是埋怨,农民进了城以后,还要保留农村的房和地。但现在不少城里人希望到乡下买个农民院落,也想两头占。这两者性质不一样,农民进城后的“两头占”是个阶段性现象,主要是为了留退路,一旦城里待不下去还可以回农村。城里人的“两头占”,有些是想过过陶渊明的日子,更多是看好了投资土地是保赚不赔的优质资产。不管是哪种想法,都可能造成农村土地的闲置甚至违规改变用途。

    说到底,“地、粮、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产业安全和农民生计安全是我国土地制度的核心。

    高渊:很多人说你是农村问题上的“保守派”。周其仁先生跟我讲过,说因为你人在中枢,所以要稳健一点好。

    陈锡文:

    他说得有一定道理吧。我和其仁都在黑龙江兵团待了十年,但那时不认识,后来一起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

    我承认,这些年来在农村改革上,和那些激进的人相比,我是趋向于保守的。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从下乡到现在,当农民、读农业,一直到做农村工作,加起来快半个世纪了,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相比工商业和城市,农业和农村是个慢变量,不能太快,这是历史经验。

    古人讲“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城市已经快得日新月异了,再把农村也搞得鸡飞狗跳的话,这个社会能太平吗?所以,城乡两者之间,有一个快变量了,另外一个就必须把握好,才能使它成为快速转型社会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高渊:一直有人评论说,你最保守的地方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这样吗?

    陈锡文:

    很多人说,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不光是农村的事,整个国家的改革似乎就是被压在这个问题上动不了了,只要一变就全盘皆活了,资本就有出路了。但真的是这样吗?

    现在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据我所知,现在谈论农业土地制度的有些知名经济学家,基本上在国外留学时都没研究过那里的农村土地问题,而真正在国外读农业的,反而不大谈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还有,西方在农业土地方面的做法,对我们到底合不合适,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高渊:但如果没有比较大胆的试验,农村改革会不会停滞?

    陈锡文:

    改革要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这是社会试验,跟实验室不一样。

    1986年,我们到安徽阜阳去搞改革试验区。去之前,杜润生就跟我讲,试验无所谓什么成功失败,成功了固然是好事,如果不成功,知道此路不通也是好事,所以你们试验只要有结果,回来我都给你们庆功。

    杜老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跟你讲,你陈锡文带人到那儿去搞试验,失败了回来,没问题。但是,你得对当地老百姓负责任,人家把身家性命搭进去了,你要让他们受了损失,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现在的试验其实也是这样,而且我们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讲,突破法律规定的改革试验,一定要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现在正在进行的好几项改革试验,特别是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都是走了这个程序的。

    农村的成功与忧患

    高渊:你认为当前中国农业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陈锡文:

    坦率地说,最担心的是今后在粮食上出问题。

    从总量上看,我们每年还缺五六百亿斤粮,所以进口是必然的。但问题是,2016年进了2500亿斤,远超我们的缺口。为什么,因为大豆缺得太多,大豆就进了1600亿斤,大豆的缺口填补平了,别的粮食品种肯定就多了。

    这说明,我们粮食生产的结构性问题很大,还有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农村改革40年来,至少有过两次大的粮食供过于求,但都是说没就没了,再要把产量恢复上来,那就要用牛劲了。

    高渊:这些年来,农业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陈锡文:

    这40年来,我们最成功的一条,是在土地问题上没有出过大的偏差。在粮食政策上,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土地规模经营,现在成效不小。农业部最新的统计,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已经超过了1/3,有7000多万户或多或少地流转出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目前全国经营50亩以上土地的农户有350万户,一共经营了3.5亿亩,平均一户100亩地。这应该说非常不简单,差不多得把10户人家的地集中到1户。不过跟国际上比还是差距很大,那些新大陆国家,一个家庭农场动辄一两万亩地。

    高渊:中国的情况跟他们不同,一个家庭农场想要经营成千上万亩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吧?

    陈锡文:

    对,之所以农业要规模经营,就是要提高效率。我们地少人多,土地的规模经营很困难,但也有办法破解。

    我到黑龙江、吉林去看,当地用的农业机械很先进,有的在美国刚刚上市,我们就用上了,比美国农民还早。这靠的就是向更多的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比如说,我们一年大概种植3.5亿亩麦子,麦收的机械化率在92%以上。当然不是92%的农户都去买收割机,他们是花钱买的服务,推动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使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

    高渊:这说明,土地规模经营不一定是唯一的一条路?

    陈锡文:

    我再说件事,现在让全世界都很惊叹,就是中国农业在使用无人机方面是世界绝对领先的,无论是使用量和技术水平都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跟我们比。你说一家一户就这么一点地,你买无人机干吗?买的人一定想好了,我是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这样才能发展起来。

    这是农民的新创造。我跑了很多国家,这么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没见过,他们基本上是在流通和加工环节提供服务。像韩国和日本,不能说他们的技术装备水平低,但都是自顾自地,一家一户购买了成套的农业机械,结果大量闲置,成本极高。

    所以说,在我国国情下光靠土地规模经营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让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他们会有很多后顾之忧。应该是愿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就流转,不愿意流转的,可以创造条件,让他们共享现代技术装备的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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