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浙江实施“千万工程”20周年。一项工程能持续实施20年而生生不息、久久为功，其背后一定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当前，党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媒体机构从不同视角都在总结研究，试图认识和把握“千万工程”的发展历程及内在规律，这对于浙江自身总结提炼“千万工程”走过的路、谋划“千万工程”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对于其他省区准确借鉴浙江经验、加快推进乡村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避开“现代化陷阱”也有重要借鉴作用。笔者就“千万工程”研究方法谈些看法，也为当前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提供一些思路。　　

　　搞清楚实施“千万工程”的背景及其演变，是理解“千万工程”的关键。从宏观上看，新世纪初，浙江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农村各类资源要素大量加速向农外领域和城市区域流动，而政府不仅将有限的公共资源主要配置到农外领域和城市区域，还在工作和政策上积极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向农外领域和城市区域集聚，导致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市民与农民差距不断扩大（这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本质），城乡关系发生从低水平均衡到严重失衡的急剧变化，“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和严峻，成为能否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和整个社会良性发展的战略中心与主线主题，迫切需要协调城乡关系、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经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也曾指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化，是不健康不合格的现代化。正是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急剧变化的宏观背景，党的十六大才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这是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战略和思路的重大调整——从就事论事的“治标疗法”提升为全面系统的“治本疗法”。“千万工程”就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且20年来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向。从微观上看，一方面，浙江因特殊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发轫于我国特有的城乡分割年代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使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动者、创业者、投资者、就业者，农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阵地，农业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基力，小城镇成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发展的理想之所），农民成为率先富起来的群体，物质生活快速改善（尤其是住房）；另一方面，浙江因各级政府公共财力十分有限，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当时突出表现为交通道路建设落后，以后又逐步凸显为供水、供电、有线电视、网络等建设滞后），农村公共服务十分落后（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低水平、社会保障几近空白），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缺（村庄环境脏、农房秩序乱、生活设施差、生活服务缺），农民精神生活贫乏，物质生活日益富庶起来的农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千万工程”正是为了解决这些具体现实问题而提出和实施的，且20年来始终坚持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并随着发展阶段演进和矛盾问题变化，与时俱进地迭代升级建设内容。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既要深刻理解浙江始终把握的协调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根本方向、战略中心和主线主题，正确处理好工业化城市化与“三农”发展的关系，也要深刻理解浙江始终顺应发展阶段的演进及影响城乡关系、“三农”发展突出矛盾问题的变化，循序渐进地实施“千万工程”、建设农村新社区，把握好发展阶段与实施内容相适应相匹配的内在逻辑，把握好方向目标既定明确、坚定不移和实际工作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久久为功的实施历程，不能简单地以现实状况去覆盖历史进程，不能以超越发展阶段和承受能力的一劳永逸的思维去研究和实施“千万工程”。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化国际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和城乡关系变迁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结合浙江实际，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龙头性、综合性的工作抓手。在实施过程中，“规律导向”和“问题导向”有机融合，将“规律导向”运用在解决阶段性现实问题上。具体体现在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性调整上，要求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建设的公共资源优先并主要向农村配置，习近平同志要求党委政府的所有部门都要将工作和服务向农村延伸和覆盖（这在现在看来近乎平常的说法做法，而在20年前统筹城乡发展的初期则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体现在对村庄布局规划和村庄整治建设的多样性安排上，对整治建设的村庄进行分类施策，习近平同志在深刻把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口迁移及由此带来的村庄布局格局变迁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借鉴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理念来建设农村新社区，从调整优化村庄布局入手，科学编制区域村庄布局规划，加快城中村、城郊村和园中村改造，围绕建设中心村，做好撤并小型村、拆除空心村、迁移高山贫困村、缩减自然村等工作。进一步提高村庄规划水平和建设品位，以示范村建设为载体，规划建设一批传承历史文化、巧借山水景观、反映地方特色、体现田园风光、融合现代文明的现代农居和农村新社区。”体现在对村庄整治建设和相关“三农”工作的阶段性升级上，从开始时的村庄整治建设“六化”（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到“三大革命”（厕所、垃圾、污水），到美丽乡村建设“四行动”（生态人居建设、生态环境提升、生态经济推进、生态文化培育），到深化建设“六美转型”（从一处美向一片美、一时美向持久美、外在美向内在美、环境美向发展美、风景美向风尚美、形态美向制度美的转型），到持续深化“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提升行动、乡村宜居宜业提升行动、乡村文明善治提升行动、乡村共同富裕提升行动）。体现在环境美、发展美、生态美、人文美、治理美既循序渐进、又统筹协调的系统性把握上，最为突出的是，将村庄整治建设的内容逐步拓展到乡村生态环境建设、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并将其成果转化为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的资源，推动“美丽经济”大发展，继而以休闲旅游为引领、以特色农业为基础、以乡村文化为底蕴、以田园风光为场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孕育和催生乡村产业群和乡村产业综合体。新世纪头十年，一些来浙访问的外省官员，在听了实施“千万工程”情况介绍后，往往会说“你们浙江有钱”。其实，“有钱”只是条件，“有心”更为重要。这个“有心”就是对城乡关系变迁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实践。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以城乡关系变迁为中心的一系列规律，又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浙江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关系变迁、“三农”发展的阶段演进，还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方向目标引领、农民急需急盼、政府承受能力之间关系，从宏观全局上和历史进程中认识和把握“千万工程”建设内容和建设方式的与时俱进，不能无视“规律导向”，表面地理解一轮又一轮的村庄整治建设，忽视“规律导向”的一贯性，也不能无视“问题导向”，简单地以现在最新成果去理解村庄整治建设，忽视“问题导向”的阶段性。这是理解“千万工程”的核心。　　

　　“千万工程”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农民主体、社会赞助、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有明确方向、有阶段目标、有工作计划的农村新社区建设工程。这就是“千万工程”的实施机制。“千万工程”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项“三农”工作要有效实施并取得实效，需要有“五个一”，即：起一个名称（起一个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叫得响的名称）、发一个文件（以党委政府名义印发一个文件，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政策举措、保障措施等，20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印发了9个实施“千万工程”的阶段性文件）、建一个组织（建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领衔的领导小组和综合部门牵头的办公室，推动实施“千万工程”的众多相关部门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将资源和力量统筹起来，共同承担、协同完成，形成合心、合拍、合力的工作格局）、投一笔资金（政府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并以此为主导，聚集相关部门的资源力量，引领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主体进入）、开一个会议（习近平同志在“千万工程”第一个现场会上说，每年选一个工作做得好、工作成效明显的地方开现场会，这就带来了各地工作的比拼），这“五个一”集中体现了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千万工程”现场会（嘉兴）上说,有些地方领导至今还认为，城市建设是政府应该管的，村庄整治建设主要应该由农民自己搞，把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扩大归咎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原因，这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忽视了政府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是否发挥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如果对城乡建设不进行规划指导，对国民收益分配、城乡关系不进行调节，那么城乡、地区、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就难以消除。解决“千万工程”的投入机制问题，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20年来，各级政府每年安排“千万工程”的财政专项资金，还明确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千万工程”。“千万工程”的“社会参与”，主要表现为政府引导下的企业捐建、“两进两回”（科技、资金进乡村，人才、乡贤回乡村）。“千万工程”的“市场运作”，不仅体现在有关项目建设采取招投标方式，引入市场主体实施，更体现在“经营村庄”上，将村庄作为平台，对村庄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源、产业资源、人力资源等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从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开始，到发展美丽经济，再到发展乡村产业综合体。“千万工程”的“农民主体”，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事项由政府来承担，村内的公共性事项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涉及农民家庭事项由农民自己来解决，所谓“农民主体”主要指的是后两者。不仅如此，即使是政府提供的“千万工程”项目，其建设内容、顺序、方式也由农民根据本村实际作出选择和决策。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必须深刻认识和把握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作用，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正确理解和处理党委领导下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农民主体、社会赞助、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各自涵义及相互关系，既不能把“政府主导”理解为“政府包揽”而替代其他各方的作用，也不能因强调“市场运作”或强调“农民主体”而忽视“政府主导”的不可或缺作用。这是理解“千万工程”的要害。　　

　　事后的总结性研究，尤其由非决策研究和实践工作参与者的外部人士做研究，“文献”是基本依据，“文献研究”是基本方法，至关重要。文献研究既要顺着发展时序，进行系统研究，把握发展脉络，更要综合各类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把握全局情况。特别要把同一阶段的研究报告、领导讲话、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等综合起来研究，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理论原理和发展规律、现实状况和决策部署、工作内容和工作举措、生动实践和经验启示。但仅有文献研究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实践研究。实践研究主要通过调查研究。作为事后总结性的实践研究，调查研究应把握以下两点：一要做案例研究，既注重研究不同案例，体现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实践和相似条件下的多样性实践；也注重研究案例演变，体现不同阶段下的创新性实践，并与同一阶段的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佐证支撑。二要做人物访谈，听相关当事人讲当时决策研究的历史背景，讲当时专项课题的研究成果，讲当时领导讲话和政策文件的起草情况，讲“千万工程”的历史进程及其研究、决策、实践背后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等。这样，文献就“活”了。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实践研究”，还要注重把握“横向专题”与“纵向时序”的关系。既要根据“千万工程”内容的性质，进行横向分专题研究和表述，把握专题内部逻辑架构的完整性和专题外部相关关系的协调性，也要围绕“千万工程”的每个专题，进行纵向分时序研究和表述，把握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工作方法，并从中提炼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内容。因此，总结研究“千万工程”，既要充分认识“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的重要性，把握好各自的研究方法，也要充分认识“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局限性，把握好两者的互补关系，不能将“文献研究”与“实践研究”相互替代，也不能将“横向专题研究”与“纵向时序研究”相互替代。这是研究“千万工程”必须把握的基本方法。　　

　　“千万工程”为什么率先诞生于浙江并不断与时俱进？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从客观上看，大致有四方面原因：一是浙江发展阶段的领先性。上世纪末，浙江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城市化也突破囿于县域的局限，从以农村为载体走向以大中城市为载体，城乡体制障碍更为突出，“三农”问题演变先发，破解“三农”问题的研究、探索和实践也先行。“千万工程”就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实践载体。二是浙江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人多地少、生存艰难的浙江，农民率先踏上改革开放大道，开启了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由此，浙江成为全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省份和农民收入最高省区。“千万工程”就是顺应富裕起来的农民全面改善生活质量的综合载体。三是浙江城乡体系规划编制的先行性。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浙江省率先编制城乡体系规划，要求在实施“千万工程”中坚持规划先行和引领，编制好县域村庄布局规划，形成县域村庄布局规划与“千万工程”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千万工程”就是落实城乡体系规划的县域载体。四是浙江一批发达村先行实践的示范性。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并实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全省各地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相继建设了一批宜居宜业的中心村。同时，在扶贫开发中，一批高山远山村落易地搬迁到基础设施较好、就业机会较多的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千万工程”就是推广这种率先实践成果的工作载体。从主观上看，大致有五方面因素：一是省委省政府深刻认识解决好“三农”问题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中之重地位，深刻认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变迁规律，并根据不同阶段“三农”问题的变化和实际，与时俱进地提出“三农”工作的新思路、新决策、新抓手。“千万工程”正是习近平同志着眼推动“三农”加快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而作出的一项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三农”工作决策。二是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把增进农民利益、保障农民权益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统一起来，并根据不同阶段农民反映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最强烈的实际问题，调整优化“三农”工作思路，研究设计“三农”工作载体，推动创新“三农”工作政策。“千万工程”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新世纪初主政浙江时的生动体现。三是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结合浙江在改革开放头20年中推进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形成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及实践经验，以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为基础，统筹推进城乡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发展、劳动就业、生态环境建设、文化建设，率先制定和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设计和推进一系列工程。“千万工程”就是习近平同志精心设计的浙江统筹城乡发展的龙头工程。四是省委省政府长期坚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针对新世纪初农村基层矛盾问题不断增加、拓展、交织、复杂的实际，把实施“千万工程”作为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建设、整体消解农村矛盾问题的有效载体。五是省委省政府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千万工程”就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从调查研究中得出来的一项既事关城乡关系协调又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既需要当前尽力而为又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三农”工作重大决策。因此，研究借鉴“千万工程”经验，既要深刻认识和把握过去20年浙江发展所处的特殊阶段、所走的特殊道路和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也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农民需要出题和按政府能力作为的做法，不能不顾及自身的客观因素而简单地复制浙江做法、脱离实际乱作为，也不能不发挥自身的主观作用而一味地强调客观因素、脱离群众不作为。这是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应把握的基本逻辑。

　　综上，总结研究“千万工程”20年的辉煌历程和巨大贡献，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