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强全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家长“依法带娃”，最高人民法院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专题发布2023年第二批6起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

明确被抢夺、藏匿以及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子女也是家庭暴力受害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不仅侵害了父母另一方对子女依法享有的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应当坚决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目睹家庭暴力特别是身体暴力，不仅会对其心理产生巨大冲击，还可能因被迁怒、误伤等原因受到身体伤害，长此以往甚至可能形成“以暴力解决一切”的错误观念，对其成长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为争夺抚养权，蔡某某的父亲先是暴力抢夺、藏匿蔡某某，导致年仅四岁的蔡某某近三百天未见到母亲；后不顾蔡某某哭喊阻止，暴力殴打蔡某某母亲，同时造成蔡某某面部受伤，导致蔡某某因极度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接受心理治疗。此案中，尽管父亲的暴力殴打对象并不是孩子，抢夺行为亦与典型的身体、精神侵害存在差别。但考虑到孩子作为被抢夺、藏匿对象和暴力行为目击者，其所遭受的身体、精神侵害与父亲的家庭暴力行为直接相关，人民法院对蔡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请求予以支持，体现司法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强调发现机制对防止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性作用。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是除家庭以外未成年人所在时间最长的场所，老师是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关键一环，其是否能够细心关注、及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发现程度。在唐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唐某某所遭受的家庭暴力就是由其所在幼儿园老师在检查时发现，幼儿园及时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有效制止家庭暴力行为。在彭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学校老师收到彭某某的求助后及时报案，陪同彭某某在派出所作笔录，并与妇联组织进行沟通，处置及时、反应高效，为防止未成年人继续遭受家庭暴力提供坚实后盾。

明确离婚纠纷中，施暴方不宜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已满两周岁、已满八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权有其各自优先考量因素，但这些因素均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为阻隔家庭暴力行为的代际传递，避免未成年人因家庭暴力受到身体、精神侵害，一般不宜由施暴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在刘某某与王某某离婚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考虑到九岁儿童存在意思摇摆、意见多次反复的情况，从最有利于其成长角度判令由母亲直接抚养。在韩某某等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考虑到韩某某处于由单亲抚养的生活环境，人民法院在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一项措施，即暂时变更直接抚养人，将未成年人与原直接抚养人进行空间隔离。这不仅可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发挥应有功效，也能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警示父母切勿以爱之名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现实中，有的父母片面以学习成绩为唯一目标，忽视孩子正常的身体、心理成长规律；有的父母片面理解“爱之深，责之切”，动辄以打骂方式对孩子进行管教；有的父母不考虑孩子的真实意愿，强行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还有的父母将工作、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不自主地宣泄到孩子身上。这些身体、精神侵害行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比如，在吴某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父亲“望女成凤”，但其采取的冻饿、断绝与外界交流等方式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违背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禁止出门上学更是侵害孩子的受教育权，名为“爱”实为“害”，必须在法律上对该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人民法院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家庭暴力行为基础上，还通过责令施暴人接受矫治、对施暴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给父母“上课”，从根源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全面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