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党员干部保持廉洁

宋才发

本网讯(王峰)报道:我们的政府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它应当是世界上最廉洁的政权机关。我们的党是一个拥有48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政府拥有600多万国家干部，能否有效地把腐败现象限制到最小的范围，减少到最低的限度，这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而且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因此，切实保持党员干部的清正廉明，既是惩治腐败，保证政府机关廉洁的关键，也是现阶段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

“清正廉洁”是历代统治者对各级官吏的基本要求。所谓廉洁，就是廉正、清白；廉正即是廉洁公正。廉洁，主要是官员“对己”而言，突出表现在对待个人利益上的高风亮节；而公正则是对“他人”而言，突出表现在对待他人与他人的处理上作风正派。即便是荒淫侈糜的晋武帝，也认为保持廉洁是官员应当注意的首要之点。他曾告诫新任的官吏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中国的儒家思想向来重视名节，但在阶级社会里，真正为官清廉者，可谓凤毛麟角，不过毕竟也偶尔熏陶出了像包拯、海瑞那样万人景仰，流芳百世的清官。清代江苏巡抚张伯行一生清廉，所作《禁止馈送檄》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我们现在的国家干部不再是官吏，而是人民的公仆，理应比封建官吏更加廉洁。我们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使之真正懂得“廉为民之表，贪为民之贼”这些连古人都懂得的道理。

保持党员干部廉洁是党风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多年来，全党在党风建设上，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譬如，从1982年至1988年的7年间，全国纪检系统共处分党员879167人，其中开除党籍的有193373人。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表明了我们党一贯反对腐败现象和坚决打击腐败分子的态度。我们之所以说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保持党员干部的廉洁，是因为在党政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他们的言行举止，对群众都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和政权机关平时怎样动用权力，怎样对待群众，怎样对待工作，当地人民群众最清楚。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高级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群众判断我们党员是否代表工人阶级，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仅仅看其宣言、口号，而且要看其行动。他们既看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直接地是看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如何，看他们是否廉洁。领导干部只有做到清正廉洁，才能取信于民，开展反腐败斗争才有发言权、领导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保持党员干部廉洁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党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这样说，我国目前正在实行的举报制度、加强权力的制约制度和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制度等，目的都是为了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只要经过反腐败斗争的考验，我们所有在各级政府机关中任职的党员干部都能为政清廉，那末，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

二

要保证党政机关的廉洁，必须从深层次上探究党内腐败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清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第一，“官崇拜”文化心态的作用。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心态，最能体现该历史阶段文化的本质。“官崇拜”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要心态。中国人对官的敬畏，远远超过了敬神。到了五台山的寺庙里，不跪拜看看就走的不乏其人；可是古时皇帝出游，还没有瞧见人影，就要跪拜于地，而且是目不仰视；百姓见官轿，必须马上躲开。我们谴责阿Q式“奴性”，却没有去反思隐在心灵深处的“官崇拜”文化心态，正是由于它才塑出了“官崇拜”性格的人。“官崇拜”的文化心态在今天突出地反映在对官位的追求和与官商的结合上。“官倒”的本质特征就是集特权与投机于一身，以权谋私。“用我的权，换你的钱”，是“官倒”的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社会上那种流传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陈腐观念，以及“官倒”、“权倒”现象，正是“官崇拜”文化心态在今天的客观反映。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必须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弄权勒索，行贿受贿，将权力转化为货币，就必然使权力发生质变。所以，在生产力不发达，物质产品还不十分丰富的前提下，“为官”必须清廉。官与商、权与钱任何形式的结合，都是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都是要不得的。惩治“官倒”是反对腐败的关键，“官倒”不治，腐败难反；“官倒”不除，国无宁日。

第二，新旧体制交替、初始形态的商品经济与原有权力过分集中的旧体制相交汇，使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制衡，是腐败现象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条件。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体制的交替时期，新的体制很不健全，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领域秩序相当混乱，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无秩序状态。加上改革措施不配套，国家宏观控制能力薄弱，特别是双重价格并存，这些正好为投机倒卖等牟取暴利的活动提供了温床。一度“好处费”、“辛苦费”、“交际费”、“回扣”之类，成了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通行证”。社会上所谓“世路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便是这种权大于法、权钱结合的写照。即使在当前，仍有不少人认为搞活经济就是为了多捞钱，他们对金钱的追求与崇拜，远远超出了金钱本身的价值。种种是非颠倒，阴错阳差的怪象，真有点像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描述的：有了金钱，“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实践告诉我们，要清除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必须一手抓改革和建设，一手抓民主和法制。在新的控制手段尚未建立和健全时，原有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还不能过早放弃。

第三，对腐败分子惩处不严是导致腐败现象蔓延的又一个原因。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和地区，贪官污吏都是人所不齿的。美国的《从政道德法》，新加坡的《反贪污法》，香港的廉政公署，都是用来对付贪官污吏的。政府官员腐败堕落，一旦被揭露便视为丑闻，就要丢官破财。譬如，日本前首相田中，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南朝鲜的全斗焕，都是为贪污受贿而倒台的。从一些国家反腐败的成功经验看，腐败现象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只能用现代化的方法来解决，治本之举还在于建立行之有效的预防腐败发生的制度。这几年我们党和政府也在反腐败，但群众总不满意，原因之一，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不敢碰硬的。结果在从事“官倒”活动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所以邓小平同志曾讲：“反腐败要首先从王孙公子开始，碰到谁就是谁，决不能手软。”原因之二，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些领导同志还有“谁抓廉政谁吃亏”的思想，所以对惩治腐败决心不大，措施不力，部署不少，落实不多。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凡是涉及对党员、干部的要求，首先应从中央、国务院做起；清理整顿工作，首先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这件事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做起，并且把“坚决惩治腐败”列为今后“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

第一，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廉肃贪。搞好全体党员干部的保廉肃贪工作，是当前乃至今后长时间内从严治党的重点任务。有人说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能否保持党员干部的清廉，是对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不亚于武装夺取政权。我觉得这种认识是不过分的，如果我们在廉政肃贪问题上软弱无力，后果将是严重的。党员干部理应成为廉洁奉公的表率和维护廉洁、反对腐败的模范；应当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向钱看”的错误观念和盲目攀比的心理。能否廉洁奉公，应当成为我们推荐、考察、任用、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条件。凡是不廉洁的干部，绝对不能提拔和使用；情节严重的，应当按党纪处理，触犯法律的，必须绳之以法。为了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贪污腐败现象，提高政府和干部的威信，在处理腐败的过程中，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回避制度。不实行回避制度，势必“后门”挤破前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更无廉洁可言。

第二，搞廉政建设就必须杜绝权钱交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应当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为人民服务应尽的义务和机会，把行使权力的过程看成是为人民尽心尽责的方式和途径。当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根源之一，就是颠倒了这种关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支配和控制他人的力量，它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和产生腐败的趋势。不受制约的权力是给社会带来灾难的祸根。当各级党政领导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时候，权力的主体与权力的行使是一致的；反之，权力主体与权力的行使是相悖的。权力受到制约，清廉、民主的政治就得以弘扬；权力无限扩张，专制与腐败便滋生繁衍。因此，当前进行廉政建设，必须彻底清除党员干部中权钱互变的观念，把公开办事和群众监督制度化，依靠法制和民主来战胜腐败。做到防范于前，监督于中，惩戒于后。也有人主张“高薪养廉”，试图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以达到其为政清廉之目的。我认为这不太适合我国的国情。从根本上说，党员干部廉洁与否不在于薪俸高低，而在于制度健全和法律严明。在当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尚不具备实行“俸以养廉”的条件。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了，我们也不能丢掉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只有把大力提倡“俭以养廉”和适当的“俸以养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

第三，党员干部必须过好家庭关和人情关。有些机关的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工作之便，在选拔干部、人事调配、资金和物资分配以及招工、招生、分配、子女出国进修、职称评定、分房、落户、征兵等事情上，以金钱财物为纽带，徇私情，拉关系，做交易。这些人往往以权力为中心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互相“方便”，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怪现象。所有这些，都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要切实搞好廉政建设，各级领导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教育他们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对自己的家属、子女要求要严，对其错误和违法乱纪的行为不袒护、包庇。如果采取纵容的态度，自己必然被卷进不廉的泥潭。国外也有许多处理较好的事例可供我们借鉴。譬如，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生前被誉为“平民首相”，他平易近人，不搞特殊是众所公认的。他的夫人也被称为“平民夫人”，她自己在超级市场购物，自己买菜做饭，骑自行车上街，上普通电影院看电影。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今年39岁，他的夫人皮拉尔身高1.75米，以貌美著称。加西亚当选之前，包括做饭在内的全部家务都由夫人操持；搬进总统府后，皮拉尔仍是家庭主妇。他们对4个女儿要求极严，皮拉尔曾对孩子们说：“你们只不过是加西亚夫妇的女儿，不要以总统的女儿自居。”美国前总统里根的4个孩子都像其他公民一样自己找职业，他们有的做快艇生意，有的当演员，有的作编辑，1981年他的大儿子迈克尔失业时还排队领过救济金。总之，国外领导人的子女和家属很少有殊荣感；为了不给家庭带来不幸，领导人极少有封妻荫子之举，子女也极少为父母帮倒忙。

第四，要抓紧把党的廉政制度建设好。解决党内的腐败现象，光靠三令五申不行，必须从制度建设上解决问题。廉政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有明确的规矩，照章办事。新加坡《联合早报》针对我国的情况，在去年10月17日题为《好规矩在建立中》就指出：“一个开明的国家领导人，总是在立个好规矩上下功夫的。”当然，一个好规矩定下后，还得领导人率先遵守和执行。一是不要感情用事，因为是老首长、老上级、老同事、或者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把规矩轻易给废了。二是不要朝三暮四，今天说这个规矩好，就立这个规矩，明天说那个规矩好，就立那个规矩，立来立去就使人无法适从，不知该按什么规矩办。三是规矩也要靠法律来保证，对于一些能法律化的规矩，就得法律化；一时还不能法律化的，就制定法律来保护，使好规矩有永久性。我认为这是善意的经验之谈。建国40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和实例，也制定过一些有成效的制度，如能首先抓住审批条件和审批程序制度化，在总结和清理以往的办法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把改革中的新经验充实进去，以适应新情况的需要，是可以出一整套办事制度并向群众和企业公布的。这不仅是廉政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是整个治国安民和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立好规矩，照章办事，既有利于廉洁，也有利于提高效率。在廉政建设制度方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置于宪法和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在这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担负有极其重要的责任。过去那种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的现象必须杜绝，因为它实质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行为，只能助长腐败现象。

载《南都学坛》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