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深

　　在深圳大鹏半岛，有个著名的海滩度假旅游胜地——玫瑰海岸。这里，就是古老的上洞村。原上洞村分老围和新围，目前属于深圳大鹏新区葵涌街道溪涌社区上洞居民小组。

　　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洞都是东江地区红色根据地之一，至今依然留下多位烈士旧居、老战士多个旧居、克尔中尉养伤民宅、多次重要会议和培训班旧址——天主教堂残垣等。

　　2022年9月，经过重新实地调查和考证，上洞红色历史的细节渐渐呈现出更加完整的面貌。

　　南昌起义失败后，病中的周恩来途经上洞

　　史料记载，从大革命时期开始，上洞村就是红色根据地。据上洞乡亲众口相传，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在重病中从陆丰渡海到香港，途中经过上洞。这个说法经两代人流传至今。《周恩来年谱》记载：

　　1927年9月底，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依然坚持率南昌起义部队行动。10月上中旬，同起义军主力部队失散后，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等率领警卫部队赶往海陆丰。途中病重，有时昏迷，无法行进，遂令警卫部队赶往陆丰的金厢镇集中。自己则和叶挺、聂荣臻等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陪同下，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休养治疗。在此期间，还向陆丰县委农协提出开展今后斗争的建议。病情好转后，在杨石魂护送下，和叶挺、聂荣臻从金厢镇的渚村乘小船，飘泊两天一夜，到达香港。

　　史料对于周恩来留宿一夜地点未有详细记载，这段经历与上洞乡亲口口相传的往事十分吻合。

清嘉庆版《新安县志》海防图中的上洞，当时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

　　香港沦陷时期，上洞是香港大营救大鹏半岛登陆地之一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后，中共立即展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精英、爱国民主人士营救行动。上洞是大鹏半岛的营救登陆地点之一。曾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中队长的王锦在《三越怒海送“佳宾”》中记述：

　　第二次护送是一月中旬，这时我配备的是一支英军从香港溃逃时丢下来的英式磨盘手提机枪。这种机枪的特点是装弹多，射速快，威力大。因为这次是护送重要人物，派刘黑仔队长带几个短枪队员护送。由于短枪队配备的都是“驳壳”和“左轮”手枪，为了加强该队火力，所以又把我抽去参加执行这次的护送任务。

　　晚上八时，刘黑仔向我和五个短枪队员布置任务，说今晚上级领导要我们护送四个人到上洞村转回内地，交代我们一定要保证这四个人的安全。如果遇上海匪，能避开的尽可能避开，实在避不开的也不要轻易开枪，万一非打不可时，也一定要准备好再打，宁可自己付出代价，也要保证他们四人的安全。听刘队长布置任务后，我感到这次护送非同一般，暗下决心，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将他们安全护送到目的地。

　　过了一会儿，短枪队的两位负责同志陪同四名要人来到我们早已准备好的一条槽仔船上。这四个人中一个瘦高，一个矮胖，两个中等身材，对我们非常热情，与我们打过招呼后，便被安排在船舱内隐蔽休息。刘黑仔分配我和叶锋在船头瞭望，如果遇上海匪时可以发挥我那支磨盘手提机枪的威力。刘黑仔自己和两个队员在船舱照顾四名要人，另两个队员在船尾观察。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晚上九点多钟，船起航离开了清头湾。

　　那天晚上，灰蒙蒙的月亮时隐时现，海面上吹的是东风，我们的船是向北航行，虽然不是顺风，只要把帆绳收紧，也和顺风的航速差不多。我们警惕地在夜海中航行，一路比较顺利，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航行，翌日凌晨二时就到了上洞村海边。

　　我和叶锋先上岸到上洞村一带侦察，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叶锋回到船上去报告，我留在岸上警戒。因没有码头，下船后要经过一段浅水区才能到达海滩，刘黑仔队长和三个队员就背着护送的四名同志涉过浅水区，上岸后把他们带到村内指定的交接地点。稍等了一会，惠阳大队派来的同志将他们接走。临别时，他们四人和我们一一握手。

　　我们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为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次重要的护送任务而高兴。在返回西贡的船上，我问刘黑仔队长，他们是什么要人，刘队长说，只知道是几位重要的领导同志，具体是什么人他自己也不清楚。

曾任港九独立大队海上中队中队长的王锦(王玉珍提供)

　　抗日战争时期，上洞是东江纵队红色根据地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上洞曾经遭受日军野蛮轰炸和占领。上洞新围96岁老人范招娣回忆，日军抓到妇女就轮奸，对年纪大的妇女，用草鞋打肿再奸。日寇的铁蹄践踏和兽行令人发指。

　　史料记载，1942年5月“粤北省委事件”后，广东党组织遭到破坏，东江党组织到1944年冬才开始全面恢复。根据广东省临委指示，原属前东特委管辖范围的党组织于1944年11月在上洞天主教堂举办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特委成员和各县委主要负责人20多人。

　　上洞村曾经是东江纵队司令部、医院、前进报社、印刷厂和葵沙乡政府所在地。东江纵队还在天主教堂举办过卫生人员培训班。

上洞天主教堂残垣，刘深摄于2022年9月。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上洞是众多抗日老战士和烈士的故乡

　　上洞籍革命老战士有袁清、袁贤、袁福进(袁惠民)、袁瑞英、侯松(侯佛松)、袁新友等;上洞籍革命烈士有袁胜、袁明等。

　　原籍上洞村的抗日老战士袁清，1942年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为战地医护人员。在大鹏半岛东江纵队医院期间，袁清两次参与营救美军“飞虎队”飞行员：一次是1944年3月护送克尔中尉;另一次是1945年1月，曾参与抢救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被日军击落于葵涌上洞村前海滩的两架战机的飞行员伊根中尉与克利汉少尉。

　　随东纵北撤后，在两广纵队战斗中，袁清堂哥袁胜在豫东睢杞战役牺牲;堂弟袁明在卢村寨血战中牺牲;堂哥袁贤也身负重伤。袁清强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依然勇敢无畏，在枪林弹雨中背下来18位伤员，荣立战功。

　　1949年，袁清被华野派遣押送被我军俘虏自伤头部的杜聿明前往北平，由于出色完成任务再次立功，并获华野首长奖励依波露手表一块。当年被袁清火线救的伤员，后来多次看望这位战地天使，表达感恩之心。

袁清(左)和丈夫陈辉都是东江纵队老战士(陈慧娟提供)

　　上洞是东江纵队营救的美军“飞虎队”飞行员克尔中尉养伤地之一

　　1944年3月10日至3月18日，克尔中尉在上洞养伤9天，《克尔日记》记载他从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迁至上洞村的情景：

　　早上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快到中午时，我们把早午餐合在一块吃了，有米饭和青菜。大约三点钟，有个小男孩从小路上跑过来，他把藏在袜子里的纸团递给了弗朗西斯(据考证，此人是港九大队短枪队员兼英文翻译谭天，他一路从香港护送到大鹏半岛——刘深注)。弗朗西斯看完后说，“收到信儿，有一批日本人上岸了。”

　　“什么?多远?多少人?”

　　“还很远。但我们不能再干等了。纸条上说，很快便会有人来接您，我们现在得准备准备了。”

　　随后他给士兵领导传了话儿。但很显然，那个领导的职位并不高，因为他管的事情还没弗朗西斯的多。战士们收拾好装备后，开始清理教堂里的稻草，并对这片区域进行警戒。

　　之后来了两名稍大点的中国姑娘(据袁清回忆，这两个女医护人员是来自东江纵队医院的袁清和陈湘子——刘深注)，其中一个拿着卷式担架。她们的穿着更像是士兵的打扮，她们脚穿网球鞋，身着蓝色棉服，头戴稻草帽，面带微笑。

谭天(右)与夫人刘仪云合影(谭向阳 谭向东提供)

　　3月10日，克尔中尉从土洋教堂被接走。至此，由克尔中尉书写的蒙难之旅画上了句号。为了交代其后续，了解克尔中尉重返桂林基地途中所经历的事情，克尔中尉次子大卫·克尔提供了《克尔日记》的附录“资料和物品”，摘录如下：

　　摘自《英军服务团记录》：

　　1944年3月10日。

　　10日夜，克尔中尉转移至向西几英里外的村庄。他由于伤口感染无法行走，遂停留至本月18日。这期间游击队对其进行了充分治疗，到18日克尔中尉勉强可以走动。

　　摘自《给维达的信》(维达是克尔中尉远在美国的妻子——刘深注)：写于村庄留宿期间：我们排成长长的纵队离开，一路上由几位姑娘运送我和50名左右武装人员，她们一路上有说有笑。我们走过海滩和山路，一口气行进了约四英里，但他们居然连口粗气都不喘!我依旧无法寄出信函。

　　克尔在香港失联期间，军衔由中尉晋升为上尉，回到美国匹斯堡家乡后，克尔上尉与妻子维达的合影。(大卫·克尔提供)

　　3月11日。地点:中式房屋。

　　今天的情况如何呢?我惊闻昨天深夜有一群伪军(这些人本身就是一群坏蛋，他们企图向日军妥协，又暗地里被日军收买)夹在我们和中国军队之间，此时此刻正向我们发动进攻。天啊!还有这等事!你看，这里通讯不良，危险一触即发。

　　就我来说，我的腿伤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淤青和浮肿都已减退，只要不下地行走腿就不痛。胳膊也无大碍，身体总体来说很健康。

　　想听听我上午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吗?我住在一个典型的中式房屋。前屋养了一头神情忧郁的大黑牛(还有些许干草)，走过牛栏是天井，地中央有几个凹槽，这里是隔壁厨房排污的地方。这儿有很多小鸡在吃草，还养了一猫一狗。并排的第三个房间，住着你老成持重的丈夫，他正在餐桌旁休息，餐桌上铺着一张红毯，还装饰着些许稻草。在他身边有三个吸着鼻涕，褐色眼睛的小不点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个动作，端详着每一个细节。

克尔中尉在上洞新围养伤的旧居，刘深摄于2022年9月。

　　3月12日。

　　今天没什么事可做，我基本上是在养精蓄锐。之前我信赖的那个小翻译调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翻译。(极有可能是黄作梅代替了弗朗西斯——大卫·克尔注)，他的英语水平很高，消息也灵通多了。他告诉了我许多中国政治实情，让我备受启发。此外他还给我看了地图，指出我行进的线路和当前所在位置。啊，我们现在处于无人地带。这边有伪军，那边有日军，另一边还有其它敌军。

　　司令员曾生送来一封信，说一有空就会来探望我，但目前战事吃紧，他戎马倥偬，无暇脱身。后来他派了一名主治医生检查我的腿和胳膊，医生说五到七天之内，我就能行走自如，还说我的胳膊只是筋扭伤了。

曾生司令员给克尔中尉的英文信(大卫·克尔提供)

　　他们指派了一个小男孩(根据后文，此人是袁明——刘深注)来照料我。小男孩带来了食物、洗脸盆、香烟(日本牌子的!)。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比如帮我洗袜子、剥花生。由于我的衣服拿去洗了，现在我穿的是中式衣服。他们甚至还给我找来了一个蚊帐!

　　3月13日。地点：中式房屋。

　　白天我时不时会坐起来与翻译聊天。他这个人很不错，谈吐大方。他讲了很多战士们的事迹，还介绍了组织情况及作战目标。今天的饭菜我很满意，有米饭、鸡肉、鸡蛋、芜菁、卷心菜。前阵子我们曾在某个地方吃了顿上好的佳肴，有新鲜的大虾、小龙虾，章鱼、鳗鱼、各种小鱼，还有豌豆，甚至还有一打香蕉。此外我还喝到了可口的糖水，它是由甘蔗汁煮的。

　　3月15日。

　　这间陈旧的棚屋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有一只大公鸡会早起长鸣，那些中国人有时会激烈地讨论某些事情，但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题。除此以外，生活格外清静。由于这里小孩太多，我们在门前贴了个标志，以防他们打扰。

　　袁明(“袁”是小帮手的姓，我对他充满信赖)帮我削了一根长约一码的甘蔗，剥了一大堆花生，因此我都不想吃饭了。当地没有战事，我的身体状况日益好转，一切安好。几天后我们将前往一座大城市，那儿有个英军的前哨基地，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管辖地带。那儿会是第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吗?拭目以待吧。

　　克尔中尉为小战士袁明拍摄了多张照片，这是其中之一。(大卫·克尔提供)

　　3月18日。

　　今天就要前往自由中国啦!到处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我也全副武装，迫不及待要出发了。尽管我声明可以自己走，听说他们还是给我准备了一顶轿子(巡行用的那种)。快了，大概中午就该启程了……

　　之前提到的那位司令员到来了，他还带了一位女翻译(根据现场合影，此人是东江纵队敌工科长林展——刘深注)和一名厨师。我们畅谈了许久，并一同用餐。他一来，伙食都改善了，这一顿我又吃到了香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鸡肉、木瓜和菠萝。司令员相貌年轻，生性有趣，体贴待人。他把战士们的故事和中国的情况一一相告。有些内容让我大吃一惊，有些当地的战事听来十分有趣。他给我看了写给别人的信函，还给我拿来了秘书画的精美地图，指出我在此地的行进路线。

　　他带来了一部很好的照相机，我真希望能在今早用它照几张相。好吧，我想只要我有需求，他们一定有求必应。

　　背景对比：黑白照片(大卫·克尔提供)左起：黄作梅、周伯明、曾生、林展、饶彰风;彩色照片：2022年9月，拍摄于深圳大鹏半岛玫瑰海岸对面的上洞停车场前。(黄文德提供)

　　克尔中尉的次子大卫·克尔在美国收到对比照片后，认为是相同的背景。

　　背景对比：黑白照片(大卫·克尔提供)左起：克尔中尉、曾生司令员、袁明(淮海战役中牺牲);彩色照片：2022年9月，刘玲玲拍摄于上洞新围。

　　背景对比：黑白照片(大卫·克尔提供)左起：克尔中尉、曾生司令员;彩色照片：2022年9月，刘深拍摄于玫瑰海岸对面的上洞停车场前。

　　(注：《克尔日记》原文为英文，大卫·克尔提供，中文翻译刘深提供)

　　解放战争时期，上洞是党组织秘密交通站之一

　　葵沙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煌在《解放战争中的葵沙乡党组织》中记述：

　　东纵北撤前，党组织预料到这些情况，所以，地方党区委对已暴露身份，不能在内地立足的干部，安排其暂时转移到香港。留下一批未暴露的同志，坚持党的工作。一九四六年三月，党组织把我从盐田——梅沙税站，调路东新一区(大鹏区)工作。……为了适应当前形势的变化，地方党转入地下活动、单线领导的活动方式。

　　……当时接上级组织关系的党员……上洞村有侯松，按制度我每月同侯松同志接头一次。我同侯松结拜为兄弟，以掩人耳目。……一九四七年四月间，上级指示我支部建立地下情报站。我们立即组织，上洞村由党员侯松负责，配二个交通员……。

解放战争时期，上洞村地下交通站负责人侯松(侯文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