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12年10月的封面文章中写道：
过去十年来，如果有一个行业笼罩的光环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
如果有一个行业的造富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
如果有一个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能与互联网相媲美，一定是光伏；
而如果有一个产业激发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超过房地产，一定还是光伏。
十年之后，2023年仅上半年，硅料环节新开工项目21个，总投资2424亿；硅片签约开工项目20个，总投资2592亿；
电池片签约开工项目91个，总投资4062亿；组件扩产项目90个，总投资2000多亿。
据不完全统计，近半年时间，光伏全产业链扩产项目超200个，总投资超万亿。
历经产业动荡二十年，隆基绿能、天合光能、通威、晶澳、协鑫、晶科、阿特斯，一众光伏巨头仍然在这片红海里狂飙。
如今，中国光伏装机规模已冠绝全球，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
全球光伏企业20强中，有15家来自中国，中国光伏专利数量4089项，为美国的27倍，
光伏全产业链各个环节，中国的全球占比均超过65%，
中国光伏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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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谨慎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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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Photovoltaic，由希腊语“photo”（“光”）和“voltaic”（“伏特”）两个词组成，意为“光生伏特”，光伏技术就是将光能转化为电能。从实验室中的高端科技，到航天领域昂贵的光伏电池，再到现在随处可见的光伏板，光伏从第一个产品诞生到如今大规模应用，历史不过百年。1939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光生伏特效应；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兹通过实验真正观察到光电效应；1905年，爱因斯坦，对，就是那个Albert Einstein，发表论文：《关于光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给出光电效应的理论解释。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首次制成实用的单晶硅光伏电池；1958年，美国第二颗人造卫星使用了光伏电池，至此，光伏电池的正式应用拉开了序幕。
1973年，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美国总统卡特力主发展光伏等清洁能源，后续出台并施行了一系列法案，并且影响了许多国家进行新能源的研究，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1992年-1993年，美国每年给光伏行业的拨款超过1亿美元，政府的补助也由单纯的研究转变为与工商企业共同分摊费用的模式，这也吸引了一大批企业投身光伏创业大潮。这期间，一家光伏行业史上的鼻祖级别的公司诞生——Solarex。听名字就不大吉利，ex，太阳的前任，注定摆脱不掉被行业淘汰甩掉的宿命。
Solarex从成立之初起便获得政府的一系列补助，致力于投资开发太阳能利用的全产业链，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石油危机消除，国际油价大跌，政府对新能源领域的补助收回，导致Solarex连年亏损。1983年，Solarex破产重组，被洛克菲勒财团的石油巨头AMOCO收购，1994年，安然出资与AMOCO共同控股Solarex，就是那个“安然事件”的Enron，彼时，安然是世界最大的电力、天然气以及电信公司，1999年，石油巨头BP从安然手里收购Solarex，并更名为BP solar。Solarex虽然真的成了ex，但这一代光伏企业还是推动了光伏技术的发展和商用推广。
后来的国际光伏巨头起的名字就明显讲究了，SunPower，First Solar，又是first又是power，美国还有一家多晶硅生产商Hemlock，名字就很“锁”：企如其名，在硅料价格最高点与下游客户签订长协订单，直接锁死了原料的高价，
1968年，中科院完成用于人造卫星的光伏电池的生产，1979年，中国开始量产晶硅光伏电池，此后引进多条国外光伏生产线和关键设备，此年，距离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还有，30年。1983年，中国第一个民用电站在甘肃建立，这段时期国内光伏发展缓慢，却也为之后的行业大爆发埋下火种。1988年，25岁的施正荣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
到20世纪90年代，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促进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1997年，部分国家和地区代表通过《京都议定书》，尽管启动《京都议定书》的过程艰难曲折，但这为全球光伏企业家们提供了指引方向的灯塔。从1990年到2000年，全球光伏组件的年销售量以平均20%的速率增长，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年增长速度上升到30%。从美国，到日本，再到欧洲，光伏制造和市场不断扩展，美日德等国家对光伏发电的扶持力度空前，
1998年，苗连生成立保定天威英利；2001年，施正荣回国创立无锡尚德。在国内的光伏企业成立之初，主要依赖海外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光伏的大力支持，直接带动了地球另一端的产业发展，全球光伏产业全面爆发。2005年，无锡尚德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2006年，尚德董事长施正荣也以23亿美元的身价成为中国首富。在欧洲市场的带动下，位于河北保定的英利也迅速崛起，为树立品牌形象，英利在2010年赞助了南非世界杯，成为光伏品牌营销的经典案例。至此，“南尚德、北英利”，两大光伏巨头正在向着他们的前方阔步迈进。
除了尚德和英利，借助海外市场的巨大需求和快速扩张，江西赛维彭小峰、河北晶澳靳保芳、天合光能高纪凡、中电光伏、昱辉阳光等一众企业纷纷赴美上市，造出来一个又一个当地首富。不仅企业家对热门行业趋之如骛，更有各地的政府招商中提出要建设“千亿光伏产业园”，不少地方打出“光伏之都”或者是“新能源之都”的招牌。2008年，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投资，包括光伏。在刺激政策与地方政府的背书之下，尚德、英利和赛维等龙头企业开始大规模负债扩张。
一方面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仅是国内地方政府扶持，也是得益于欧洲各国政府的“补贴扶持”，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大举扩张，中国企业借助规模效应、政府补贴以及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杀红了眼。2007年中国光伏电池厂商市场占有率由2006年的20%提升至35%，2008年则更进一步大幅提升至44%，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然而，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狂欢的背后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场海啸即将席卷整个光伏行业。
2009年到2011年，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欧洲各国大幅削减光伏补贴，对国内光伏产业造成巨大影响。早期的国内光伏处于“三头在外”的阶段：原料在外、市场在外、核心设备在外。光伏产业链分为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应用系统五大环节。上游原材料为硅料，当时技术掌握在包括Hemlock在内的几家国际巨头手中，国内企业只能依赖进口；全球主要的光伏市场集中在欧洲、日本、美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很少——相比于煤电，光伏发电的成本过高；光伏的制造设备也是被美国GT Solar、瑞士Meyer Burger等厂商垄断，国内企业扩产还是依赖国外制造企业的设备。
三头在外的格局，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弊端尤为明显，由于2008年以前光伏市场的火热，拉高了上游原材料的价格，尚德与多家国际硅料厂商签订长期采购协议，长协订单的签订可以在原材料价格连续上涨时提前锁定成本，尚德施正荣认为一段时间内硅料价格不会下跌。可未来很难被正确预测，这一战略误判未来将给尚德带来致命一击。在尚德签订长协合同之后，硅料价格从500美元，直降到20美元。一端是市场萎缩，组件价格下跌，另一端是签订的长期锁死的高价原材料，两头挤压下的尚德不得不减产、裁员，昔日的霸主迎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下游需要在市场上与国内同行低价竞争，另一端向上游硅料扩张的资金链也日渐紧张。2007年，英利激进向上游扩张，上马硅料项目。因为有了未来掌握硅料成本的底气，在甘肃一个光伏电站项目招标时，英利报出了0.69元/千瓦时的超低价，而彼时行业内的平均发电成本为2～3元/千瓦时。殊不料，此时的意气风发，正是为今后的退市重整，埋下欲抑先扬的伏笔。在江西，赛维投资120多亿建设1.5万吨硅料生产线，彼时，赛维已经是全球硅片的销量第一。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市场需求萎缩，硅料价格暴跌，尚德、英利、赛维甚至全行业，都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
为应对金融危机，扶持国内光伏行业发展，2009年，财政部、科学技术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简称“金太阳工程”。金太阳工程通过给予政府补贴的方式，加速光伏规模化发展，让光伏产业在全国推广开来。面对暴利补贴政策，许多企业利用后续监管的缺失漏洞，跑项目、拖工期、骗补贴、围而不建、以次充好等问题轮番出现。2013年，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项目清算，取消示范工程。尽管在滚滚洪流中泥沙俱下，但金太阳工程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
金融海啸的余波逐渐平息，国内国际市场也逐步恢复，加之国内的政策激励，从2008年至2012，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连续世界第一。2012年，美国商务部公布反倾销初裁决定，对中国光伏企业征收超过30%-249.96%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欧美的双反政策，让本就举步维艰的光伏企业更加困难，行业陷入大溃败，
2012年，由于产品滞销加上超百亿元的重大投资错误，赛维的负债总额攀升至270亿元，负债率突破100%，公司开始大裁员。2012年11月，彭小峰被迫辞职，赛维由当地政府接手，两年后破产重组；2013年3月20日，无锡尚德宣布破产重整，施正荣也从无锡尚德辞职离去，2014年从纽交所退市；这期间，英利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六九硅业减值22.75亿元，其股价从高点的415元迅速跌至25元。英利在2015和2016年分别面临10亿和14亿的债务违约，后续也经历了退市重整。
得益于金太阳工程的积累，2012年，光伏国内国际需求比已经达到4:6，这一时期，中国企业也掌握了晶硅电池的关键技术。201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光伏行业又迎来新的一波发展浪潮。2017年，中国光伏装机容量迅速发展，同比增长53.6%，达到创纪录的53.06GW。
2018年5月31日，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指出，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仅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光伏发电的补贴强度也进一步降低。在新政以前，装机量的急速上涨造成了补贴资金严重不足，拖欠补贴现象严重。电力公司经常以未拿到政府拖欠的补贴为由，拒绝给光伏电厂结算，导致甘肃、新疆等西部省份的“弃光”现象严重。西部某些地区平均弃光率达到20%，每5度光伏发电就有1度被浪费。
在“531”新政影响下，光伏需求端的预期影响是接近50%的装机市场直接归零，经历这个过程后，光伏巨头终于醒悟，国家财政不可能无限规模地对这个产业进行补贴。他们需要尽快摆脱对补贴的依赖，自食其力，必须更加重视对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加大降本力度，尽快实现平价上网。重锤落下，光伏行业再次迎来大洗牌，竞争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
继尚德、英利之后，天合光能和晶科能源穿越至暗时刻，分别在2015年、2016年荣登全球光伏组件出货量第一的宝座，隆基绿能则是凭借技术领先等多重优势，2022年顺利实现全球组件出货量“三连冠”，也成为市值最高的光伏龙头。天合光能由高纪凡在1997年成立，按辈分和英利尚德属于一代企业，凭借严谨稳健的技术研发，穿越光伏二十年滚滚洪流，如今依然牢牢占据市场头部，2020年，天合光能登陆A股，新的竞争又将拉开序幕。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史中，单、多晶路线之争贯穿始末，最终单晶通过技术革新宣告胜出。单晶硅电池转换效率高，稳定性好，但是成本较高；多晶硅电池成本低，转换效率略低于单晶硅光伏电池。2006年前后，当绝大多数企业在多晶路线上干得热火朝天时，隆基仍然执着于单晶。
直到2015年，在隆基的不断坚持研发和下游需求的催化共同作用下，原本的老牌光伏制造企业，如阿特斯、天合光能、晶科能源等，也都纷纷上马吉瓦级的单晶项目。各电池企业开始大规模进行单晶技改和扩产，单晶市占率逐步提升，一路腾飞。晶科能源也是在单晶路线的影响下发展壮大，尽管初期牺牲了利润，但选择单晶高效组件成为其后验正确的市场策略。单晶路线也改变了全行业，加速了光伏发电的度电成本下降。基于单晶路线，光伏成本在过去10年下降了85%，发电效率提升了1倍。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表示，中国二氧化碳的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就是新闻报道中最常出现的“3060目标”、“双碳目标”，自此，我国也正式踏上了节能减排之路。根据安永研究，实现碳中和战略，能源供给侧的改革是重要一环，其中电力碳中和更是核心：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储能技术。2019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接近70%，而太阳能发电也是目前增长最快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方式。在全球碳中和趋势下，光伏是少有的有着确定前景的长期赛道，
尽管光伏市场前景广阔，前途是光明的，可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首先，光伏发电的并网消纳是制约光伏发电大规模发展的主要瓶颈。国家能源局公布的《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弃光率2%，光伏消纳问题较为突出的西北地区弃光率降至4.8%，同比降低1.1个百分点。但随着光伏发电大规模发展，未来消纳问题仍需重点关注，需要进一步扩展电网的光伏发电消纳空间。其次，光伏发电的开发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约束息息相关，土地制约因素较多。而且光伏发电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尚没有全国统一标准，部分地区仍采用全面积征收税费，而不按照实际占地面积计算，从而导致税费居高不下，光伏发电非技术成本持续走高。再次，到2023年底，全球光伏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四个主要环节年产能都将超过800GW。光伏扩产势头汹涌，2023年5月的上海光伏大会上，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感慨，光伏行业用18年建成了约380GW的产能，而最近18个月就新建设了超过380GW的产能。电池环节处在PERC技术向N型电池技术转换的节点，但N型路线中的TOPCon、HJT或其他技术路线又会如何迭代？
2023年5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光伏与智慧能源展会（SNEC）见证了行业荣光：展会规模空前，占地面积超27万平方米，来自全球95个国家的3000多家企业参展，1922年，一对中年夫妇在众人的簇拥下，在上海汇山码头登岸，开启了他们仅有的为期两天的中国之旅，在见面会上，各路记者和学生纷纷讨论着关于相对论的问题，中年人稍显疲态，望着房间里泛黄的煤油灯光，不禁想起那篇1905年的论文，向身旁同行的夫人嘟囔了一句，
